《悲慘世界》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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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Cosette sweeping: 1886 engraving for Victor Hugo’s Les Miserables. French illustrator Émile Bayard drew the sketch of Cosette for the first edition, and this engraving was prepared for an 1886 edition. The image has become emblematic of the entire story, being used in promotional art for various versions of the musical. (公有圖片)

原文轉載自輔仁媒體 作者:無妄齋

 

惟律法與風俗引致嚴苛之社會非難恆存於世,在文明國度將人間化為地獄,並教人類天賜的福祉遭罹厄運。但凡本世紀的三大難題 - 貧困令男人潦倒、飢餓使女人墮落、黑暗叫孩童羸弱 - 未能解決;社會之窒礙依舊在世間一隅發生 - 換言之,一旦世界尚存有愚昧與悲慘,像本書之作必不至無益於世。
- 《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序言

雨果(Victor Hugo)筆下的《悲慘世界》,故事設定在動蘯不安的時代。法國在大革命以後歷經數代帝制復辟,迎來七月革命後由貴族與資產階級支持下建立的王朝。原以為長久的混亂終告過去,人民權利得以保障,然而事與願違。新政府「飲水思源」,以君主立憲之名,不僅設法鞏固君主的威權,亦不忘惠及昔時鼎力相助的資本家們。對於貧苦大眾的訴求,他們卻視若無睹。

孔丘嘗言: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進步的社會無可避免會出現貧富不均,可怖的是在上者為富不仁。其時巴黎可不是人間樂土,餓殍滿道,風雨飄搖。急速工業化令農民生計幾近斷絕,貧病交迫使民眾朝不保夕,政令偏頗於貴族財閥教他們毫無憐惜之心,變本加厲地向下層剝削。

另一方面,道德價值亦墮落至前所未見的低谷。失業的流民劣境求生,淪為小偷、騙子、乞丐、娼妓;官府面臨社會問題的對策卻非正本清源,而是以嚴刑峻法對付那群不幸者。重典非但未能治亂世,更令治安日趨惡化,人心亦隨著富人的貪婪與窮人的沉淪而腐敗,變得良知闕如,為功名利祿不擇手段,出賣肉體與靈魂,祇管往上爬的行屍走肉。

強權的高壓持續,人民之怒終於爆發。釋放這股激情,直如打開潘朵拉的禁忌盒子,將如驚濤裂岸,形成奮起反抗的浪潮,絕難平息。達官貴人殘民自肥固然愜意,可同時亦播下大量仇恨的種子。民眾礙於諸般情況,也許會容忍一時;但斷不會把變態視為正常,長久容忍下去。一旦不滿達到臨界極限,屆時一場流血革命即屬必然。

原著故事以主人公鏘巴路鏘(Jean Valjean)的生平為主軸,輔以一眾不幸者的遭遇,映照其時社會的黑暗與人性的光明。鏘巴路鏘絕非窮兇極惡,祇因偷竊麵包救助性命垂危的外甥而被判五年重刑。他由此對司法維持公義失去信心,故不斷嘗試越獄,結果刑期累積至漫長的十九年。直至獄吏沙威爾(Javert)宣告他獲得假釋,終可重新呼吸自由的空氣。可出獄後他驚覺天下之大,竟無容身之所:無論是求職抑或借宿,釋囚的烙印總是揮之不去。飽受歧視的他屢遭驅趕,萬念俱灰,米里哀主教(Bishop Myriel)卻熱情款待,令他感受到一刻溫暖。但是經歷監獄的折磨,他早已對人性絕望,於是半夜偷走主教的銀器逃逸,翌日旋被兩名警察押回。仁慈的主教為他開脫,事後勸戒他洗心革面,並替他祝福。鏘巴路鏘對此懊悔非常,哀嘆自己的墮落,復念及主教的慈愛與寬容,撫慰他歷盡滄桑的靈魂,於是以上帝的名義他決心痛改前非,撕毁了噩夢般的假釋令,昔日的鏘巴路鏘已死,隱姓埋名重獲新生。但對他的試煉尚未結束,數年後一次陰差陽錯,旗下工廠一位女工法天娜(Fantine)被無理解僱,淪落風塵,他發現之際為時已晚,祇能收養其女兒科斯迪(Cosette),減輕對香消玉殞的法天娜的罪咎感。

在鏘巴路鏘的命中宿敵沙威爾眼中,他永遠是編號24601的囚犯,死性不改的奸惡之徒,亟需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對米里哀主教而言,他卻是一時誤走岔道的羔羊,祇需人間的和善與上帝的救恩導即可向正途。雨果透過鏘巴路鏘的經歷與掙扎,審視善惡、司法、宗教等價值,並藉主教的言行身教,令他放棄一己的怨憤與憎恨,指引人性光明之路。終其一生,都以誠實正直之身行事。

而就社會現象,雨果以史實為引,歌頌革命精神,及讚揚人類對自由與公義的永恆追求。一八三二年,七月王朝不僅未有解決舊制下的社會矛盾,反而在資本家的肆虐下加劇。底層社會嚴重不安引發躁動,同情貧民遭遇的學生與共和黨人在議會內外為人民福祉奔走呼號。驀地噩耗傳來:拉馬克將軍(Jean Maximilien Lamarque)不敵病魔與世長辭。他生前功勳卓著,亦因親民形象而廣受大眾擁戴。其身為議會少數派的共和黨人,不斷在憤怒的民眾與漠視民怨的官府之間居中調停,故亦被知識份子視為和平變革的希望。可惜他感染其時舉國流行的霍亂,而不住傳來病危的消息更錘打著民眾的心。哀慟的市民紛紛加入秘密結社,而故事中的「ABC之友」則是其一:

音樂劇中的《Look Down》,可感受當時社會貧苦大眾與知識份子的不安:

另請細閱歌辭:
http://www.stlyrics.com/lyrics/lesmiserables/lookdown.htm

拉馬克彌留之際,陰霾籠罩著整個巴黎:人民擔憂法蘭西永遠失去一位高貴的戰士,統治者則惶恐其逝世會成為民眾再度起義的契機。但最令人憂懼的事還是無可避免地發生了。六月革命雖然功敗垂成,幸得雨果詳盡記載細節,這段可歌可泣的抗爭不至於煙沒於歷史長河,而法國人的革命情操亦得到正面的評價。

可惜的是,這部偉大的作品從小說到音樂劇以至如今的電影版,在香港淮橘爲枳地成了《孤星淚》。在iSquare看了優先場,失望不已。故事毫不賺人熱淚,倒是扭曲成以一場失敗的革命襯托的愛情劇。上半闕尚為主角的鏘巴路鏘,一路飽受良心的折磨,含辛茹苦亡命天涯,在後半竟成了科斯迪的頑固養父,阻礙女兒與公子哥兒馬遼士(Marius Pontmercy)之間的戀愛。輕輕帶過鏘巴路鏘與沙威爾重要的善惡對壘,原著探討人性價值的深邃意味頓成膚淺廉價的電視劇情節。

更為可笑的是一時熱血上湧參與革命的馬遼士,與ABC之友一眾友好在革命前夕暢飲時,還念念不忘他心愛的科斯迪,雖然同志鼓勵他須為法蘭西的子民而捨身,暫時變得意志高昂,放下兒女私情抛頭顱灑熱血,但其後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的劇情渲染之下,此節變得全無說服力。到革命被無情撲滅以後,他回到昔日聚會的場所,念及在街壘壯烈成仁的同志,詰問他們的犧牲有何價值。可轉瞬他即重歸保皇派祖父的懷抱,與命途多舛的科斯迪共諧連理,享受錦衣玉食的甜蜜生活,諸種舉措反差令他早前那片刻哀思了無意義,高尚的革命情操亦由此被徹底消費掉。

幼稚貴公子的風流革命,在香港卻使不少文人雅士及社運份子感動得掉下淚來,爭相傳誦《人民之歌》(異化了的《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巴黎人民憤怒的革命烽火化成軟綿綿的「快樂抗爭」,可謂反諷至極。不過事後細想後亦不覺奇怪,如此安排倒也合乎他們的口味。

按香港現實的抗爭運動,固有其典型的意識形態(如反資本主義霸權,關顧弱勢社群),而強烈認同上述意態令他們殊少依賴政治的勝利:他們的信念是指向理想世界惟一真正途徑,而得到參與運動者認同某程度上是對其價值的自我滿足。但矛盾在即使成功得到理念相近者的支持,他們有意無意忽略勝利乃係實現重要理想的先治條件,否則一切動員爭取均屬空中樓閣,口頭上宣稱小勝無助改變客觀現實,純粹談論「公民意識逐步覺醒」更是痴人說夢。而若其抗爭理想僅止於二元化的敵我矛盾,或局限在狹隘的仇恨情結,根本不可能聚集足夠的支援實現理想。所謂理想與原則的純潔倘若未能傳到大眾的內心,必須有所取捨,以便對社會各階層群體的利益與偏愛作出讓步,除非社會中出現嚴重動亂引發廣泛的痛苦和憤懣,否則一如六月革命,不知為何而生,不懂為誰而戰,祇有少數抱有正義感的學生與生計困苦的市民參與,根本難以維持,陷於流產自是無可厚非。香港社運屢戰屢敗的緣由,於此亦可見一斑。

無論電影版抑或現世,皆苦了那群在結尾祇能在天國鬧革命的志士。他們的種種犧牲,除了成全一對苦命鴛鴦的幸福,與滿足自我安慰地造著革命夢的觀眾以外,別無其他。

本文章以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Derivs 3.0 Hong Kong 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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